“桃花源”因陶渊明的伟大杰作《桃花源记》而产生，又因“武陵人捕鱼为业”一句，形成了“武陵桃花源”的既定概念，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向往和谐社会、憧憬美好未来的常用典故。武陵桃花源，是世人公认的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创作原型地，1000多年来，人们对此无有异议。

    唐武宗会昌元年（841） 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担任过武陵军事判官的狄中立写过《桃源山界碑记》一文，其中明确记载：唐天宝七年（748）五月十三日，皇帝恩准桃花源附近三十户居民，蠲免税赋，充任洒扫管理人员。这里还清楚地记录了当时桃花源景区的“四至”地界：“所定山界，东西阔七里，南北长九里，周回三二里。东至厮罗溪五里，西至大江二里，南至障山四里，北至大江五里。障山在祠堂南四里，以山岭分水为界，直南屏蔽如障，故以名。”

    这个依据，说明了各种记载所称的桃花源“三十二里”，实际上是1260多年前唐朝朝廷为“桃花源”所划定的景区范围。“武陵桃花源”景区得到朝廷认可，并纳入历史文化资源的正规管理。这样的规格和待遇，一般情况下，古代比较罕见。

    从此以后，“武陵桃花源”一名定型，并世世代代流传。

    明代沅陵人王世隆《大酉洞记》开篇即称：“楚之西，洞庭之北，有武陵桃花源，即昔人避秦处也。逾桃花源，水行三驿程，即辰阳。”

    清代萧霖，字雨垓，号曙堂，江都人。其《青溪洞》诗称：“武陵桃花源，洞门闭已久。南来见飞云，胜境独称首。兹山亦奇绝，窈然深且黝。碧流环其前，澒洞涵清浏。中通太古泉，潜出土囊口。未知谁疏凿，疑是鳖灵手。”

    清代张贞《杞田集》卷十一有《先伯父孝廉府君行略》一文，其中称：“是后天下多故，不复有用世志，退处凉水湾头，临流背山，诛茅成当亦亭，书武陵《桃花源记》于壁以自况。”

    前两例，一篇文章和一首诗，它们要表现的主体，都不是“武陵桃花源”，而只是用来做方位说明和景观对照，是借“武陵桃花源”来提升自己要展示的对象。由此可见，“武陵桃花源”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崇高地位。后一例，是直接称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加上“武陵”二字，是为了增加其认同感。

    然而更多的，是在把“桃花源”作为比喻、典故运用时，特意加上“武陵”二字，以增强它的识别度。也就是告诉人们，不要弄错了。

    宋代哲学家，开永嘉学派先声的薛季宣，晚年同朱熹、吕祖谦交往，商榷经济学问，强调“步步着实”。他在《石榴花》诗用典“东山旧游处，遥忆武陵家”，后面不忘加注：“福州东山有榴花洞，武陵桃花源比也。”

    元惠宗至正二十年前后在世的吕不用，其《渔樵问答图》诗称：“武陵桃花源里客，石室神仙棋畔人。”

    明代被称为治世良臣的李贤是河南邓州人，在《桃花源》诗中也称“武陵桃花源，邈矣隔人世。”

    明代诸生葛芝，字瑞五，江苏昆山人。其《卧龙山人集》中有《西京石穴记》一文，开篇称：“宋以唐之东都为西京，即今之河南府洛阳偃师间，地号中州，为四达之逵，非僻在穷邑，著峭崿蒙密之名，而中有灵区幽壤，若所传武陵桃花源者，异哉！”

    明末鲁宪学，字尔章，湖北南浔人。其诗《双池》序称：“泝石淙河而西，里许有峰，如博山炉。其下双泉珠涌，汇为池，宜佛宜僧；浚为渠，宜稉宜秫。其里名龙湾里，近日士大夫以是为武陵桃花源矣。”

    清人陈文述在为钱塘汪琴云题画的《武陵种桃》诗中也称：“武陵桃花源，源外桃花溪。溪上桃花林，林下桃花蹊。花底乳燕翔，花上流莺啼。流水何涓涓，芳草何萋萋。”

    以上这些，都是将美好的景物和景观，比作“武陵桃花源”。可见，这种情况到了明、清时期，已经极为普遍。

    此外，在古代的各地方志中，也喜欢将本地方的胜景比作武陵桃花源：

    清刘遇奇等纂《康熙续华州志》卷之一录《区园》：“自东偏西向数十武，过木香架，结以茅屋，环植夭桃，曰桃花屋。春日融融，竹窻洞开，花片逐风，飞落几席间，无异武陵桃花源也。”

    清王柏心、雷春沼纂《同治宜昌府志》卷之十四录孟登先《龙洞》诗：“昔有渔人来问津，行经昼夜难得穷原委。武陵桃花源里有人家，仙境依稀毋乃是。”

    清宗绩辰纂《道光永州府志》卷一中《总图说》：“舂陵白水，诸山南绝，三分石，沃野甘泉，食有余粟，昔之避兵者，多比之武陵桃花源。”

    文化是公器，其活力完全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。从以上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出，“武陵桃花源”这一文化意象，自从问世以来，便被历代文人广泛接受，普遍运用，完全具备了表达正能量的文化遗产的先决条件。他们借助“武陵桃花源”加强了自己要表达的难以用其他形式言传的内涵效果，借重“武陵桃花源”展示了自己地方上的自然或人文景观的无穷魅力。

    看样子，古人的聪明做法，这比起当今动不动就说“桃花源”是我张三的，“桃花源”是我李四的，是不是聪明多了呢！